王磐辈，皆宋遗才也。使其能如夷、齐之不食周粟，鲁仲连之不帝秦，田横与其客之不臣汉，龚胜辈之不事莽，则彼夷狄之君，孤立人，孰与之立纲陈纪制礼作乐，久安于中国哉！
然则元君之所以盘据中国九十余年之久，实中华之人维持辅翼之而然也。秉忠辈盖随世功名之士，许公自负为圣贤之学也，而亦为夷主屈耶！春秋之法，尊中国，攘夷狄，鲁、齐于夷狄，势固不能攘，不仕如刘因可也，吾于是不能无责备焉。
这段话直接指责了为蒙元效力的一大批文人，称“刘秉忠、许衡、窦默、姚枢、姚燧、郝天挺、王磐辈，皆宋遗才也”，如果没有他们维持辅翼，就不会有“元君之所以盘据中国九十余年之久”。
可是面列举的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北方汉人，郝天挺连是否汉人都存疑，都在“不能无责备”的抨击之列，像刘因那们只是极短时间出任过蒙元官职，后来一直“不仕”被认为必须谨守的底线，可见其思想之激烈。
这已经类似于钱学森的堂侄，美籍华人科学家钱永健在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后表示“血统不能决定身份，我是美国人”而在网引起非议一样。
“华夷之辨”源自春秋时期，经过明代重建到王夫之的完善本来是非常成熟清晰的区分民族和文明程度的理念，可是经过满清统治和后来外国含糊不清的“民族国家”观念的传入冲击支离破碎，这个恶果的起因其实是朱元璋认同的蒙元政权的正统合法性。
蒙元既然被视作正统合法政权，明清之际大量投靠满清的汉奸就有了历史先例为借口，而且随着外敌入侵这个恶果越来越严重。蒙元灭宋时，叛宋为蒙古效力最重要的人物还只是一个地方将领刘整，到了明清之际，已经有了中央核心决策层洪承畴的背叛。
到了现代的抗战时期更加厉害，国家的二号人物汪精卫投敌，哪怕算林森这个摆设也是三号人物。假设以后又有一次外敌入侵再一次放大这个效果，恐怕就该举国投敌，没有光复之日了。
回想着那些令心痛心愤怒的历史，沈飞决定从源头扼制这种趋势，就从绝不承认蒙元政权合法性，清理“元遗”分子开始。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朱元璋为什么要承认蒙元的合法性？
朱元璋政治出身是红巾军反元韩宋反元政权，“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固然在辛亥革命时还在抄袭，可是韩山童的“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也是被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抄袭，他原本有更好的选择，就是继承红巾军韩宋政权的法统。
历史朱元璋已经在作这个准备了，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朱元璋亲自带兵救出了韩林儿。汴梁被察罕特穆尔攻陷以后，刘福通带韩林儿撤到了安丰，被张士诚背刺领兵攻击，朱元璋救了他。
韩林儿的唯一作用就是可以和平完成政权交接，一个历史玩过无数遍的禅让程序，就可以让朱元璋继承韩宋政权称帝，根本不必闹出反元起家的朱元璋承认蒙元的合法性的乌龙。
如果不是这样的意图，朱元璋大可以按兵不平，让韩林儿被张士诚杀掉，根本没有朱元璋的责任。即便朱元璋过河拆桥，事后还是要杀掉韩林儿，也可以做得更加隐蔽一些，毒酒的把戏，历史也玩过无数遍，再谨慎些用慢性毒药，几年时间无声无息死掉，能做到毫无痕迹。
在完成禅让程序之前，接回韩林儿的半路，廖永忠闹了一出瓜步沉舟，用最明显无法遮掩的谋杀方式，让韩林儿翻船淹死，这根本不符合朱元璋的利益和行事逻辑。
《明史》中朱元璋本人的口吻指出廖永忠是受了“儒者”的指使暗示，普通的“儒者”绝没有对廖永忠的这种影响力，极可能是朱元璋集团里的重要谋士，而且是有过在蒙元为官经历的人，沈飞见过现代文章分析，刘基就是最大的嫌疑人。
刘基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让朱元璋摊说不清楚的弑君罪名，强迫朱元璋彻底和红巾军韩宋龙凤政权切割，承认蒙元政权的合法性，承接蒙元法统，这样像刘基这样曾经在蒙元出任伪职的人才能洗涮掉汉奸的历史污名。
历史元末文人绝大部分是“元遗”分子，朱元璋被这样狠狠摆了一道以后，虽然被迫接受，却也作出强烈的反击。首席谋士刘基只捞到一个伯爵，修《元史》承认蒙元合法性，指责反元起义为“贼”、“红寇”的宋濂、高启等人都被朱元璋找借口杀掉。
左东岭著作中就指出朱元璋对曾经仕元的文人极为严苛，对下一代成长起来的解缙等人却非常宽和。现在沈飞已经多年布置下了暗线，准备好了“钓鱼执法”，要是“元遗”分子还想这么干，就是找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