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琰先扬后抑，在对刘辩的吹捧中顺便将谏言的事情给干了。
军中有人怀疑蹇硕会借着公事谋私利，其中有没有蹇硕是宦官的原因呢？毕竟蹇硕在当小黄门时名声可不咋地。
崔琰离开之后，刘辩思索起来，现在宦官的名声依旧很差，他在考虑将来改革税制之时要不要动用宦官。
此事没法与卢植或是荀彧他们商量，因为他们必然是不会愿意的。
现在的汉室就像一辆在走下坡路的车，早些年的天灾人祸为这辆车加了多次油门。先帝执政的最后几年终于对于汉室的现状有了警醒，从一路踩油门狂飙变成了踩刹车，又有刘辩和以卢植为首的一众贤臣们发挥作用，而今下坡的速度终于慢了下来。
不管怎么说，想要重回上坡路，重新度田是必须要做的，与之相比，改革税制更像是顺带手的事反正两件事都阻力重重，反对的是同一批人。
在这种现状之下，想要让士卒们知道他们吃的是刘辩的饭很简单，汉家这么多年的威严不是假的。
可问题在于，士卒们只知道执行军令，对于军令会造成何种后果是一概不知的。
不过崔琰的话同样提醒了刘辩，他再度找来卢植。
当初光武帝面对天下叛乱有足够的威望或是派使者、或是直接调兵平乱，最终戡乱。
士卒之心当然有用，但在很多时候，却发挥不出作用。
他建议道：“此事虽大有可为，然毕竟涉及到陛下安危，不可不慎重，绝不可操之过急”
而今虽说文武尚不分家，郡守国相都是兼任军政一把手，但实际上，文武双全终究没那么多，如今选官的三署更重文。
毫无疑问，这更有利于培养君臣感情。外放的羽林郎也更能贯彻君主的意志。
这不是刘辩第一次考虑这件事了，其实他原本就属意在日后将孙策马超召入羽林郎中，毕竟羽林郎戍卫东宫，可不像在城外的三署。如果刘辩愿意，他们时时都能见面。
而羽林郎则几乎失去了原本外任为官的职能。
刘辩虽然安排了崔琰这些人进了北军和西园军，但总体上营兵们还是延续了以往的风格，只是刘辩对于将官克扣士卒钱粮之事看管的更严罢了。
譬如大名鼎鼎的“为吕氏者右袒，为刘氏者左袒”，当时的北军进攻守卫皇宫的南军，北军的士卒哪个敢有杀掉少帝的想法？可最后，少帝还是无了。
具体怎么选出这些人，刘辩需要有人为他把关，而最受刘辩信任的卢植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
桓帝就曾效仿过武帝，以身边的羽林郎出任二、三百石的县长，只不过这一举措和先帝的鸿都门学一样，受到了士人们或明或暗的抵制，实际成效甚微。
“卢师放心，我明白。”刘辩当然不会急于一时，羽林郎终究是刘辩在东宫以及外出时的近身宿卫，保证家世清白以及最关键的忠诚，都是必须要考虑到的事，他还是很惜命的，可不想当被奴仆砍死的高澄。
因为此时的军中士卒在上官面前既完全没有话语权，同时在信息的获取和眼界上也有难以弥补的差距。
刘辩遇到问题能够从朝臣处寻到建议，但远在敦煌郡的太守赵岐就不能这么办了。
其实目前朝中当过羽林郎并且身居高位的，还真有一人，这人很有名，姓董。
虽然而今的郡国兵和中央营兵的战斗力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但架不住郡国众多而营兵少，刘辩登基三年多，虽也干了不少事，却远没有开国之君的威望。
在封建时代，指望士卒们在大军之中有自己的想法是很难的一件事，实际上，以严苛的军法来论，尤其是在战时，更是力图把士卒们变成只知道执行军令的人偶，什么主观能动性，那不是底层士卒该思考的事情。
刘辩不求羽林郎们外任县长，他的目标很明确，军队。士人们再怎么诗书传家，军中总是不同的。
不管是世代从军还是有才能的良家子，都是刘辩的目标。
敦煌郡是河西四郡中最特殊的，本郡的汉人是四郡中最多的，豪族也多。
刘辩一说，卢植便明白了刘辩的意思，以前的羽林郎发展到现在变成了三署郎官。
卢植很明白刘辩的意图，在用各种手段止住了汉室的倾颓之势后，接下来的一切作为，都为了重新度田更改税制这二合一的大目标进发。
所以，对于刘辩来说，他最有效的着力点还是中高级将官。
待到卢植来到云台殿，刘辩开口道：“卢师，我思来想去，为重新度田、更改税制所需要做的准备不能只等到文若他们任职二千石之时。昔日孝武皇帝以羽林郎为侍从，擢选良将”
此事可以一步一步来，等到数个月后皇甫嵩率军归来再做处置也不是不行。
又如唐时的李多祚，在李治武则天时镇守宫门二十余年，后率禁军参与“神龙革命”，成功逼迫武则天退位。李多祚又在数年之后故技重施发动“景龙政变”，逼迫唐中宗让位给太子，可这一回，随着唐中宗登上玄武门振臂一呼，禁军们纷纷临阵倒戈。
相比于宦官，兵权毫无疑问是重中之重。这是光武帝重新度田的凭仗，也是刘辩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