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他们分割开来。
在吕宋地区，齐国可以凭借强横的势力，压服各方，并按照符合自身安全和利益的原则，进行势力划分，决定该地区各方领土归属。
但面对完成形式上统一的大明，齐国还是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与之展开各方面的沟通和交流。毕绍德此次作为外交专使，除了解决吕宋乱局，册封卫王外，还授命专程赶赴大明，与孙可望会晤面商未来两国全面互助合作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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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广州。
大明的海外贸易，不论是过去的数百年间，还是现如今的广德中兴时期，都有私营和官营两种方式。私营的有“商舶”、“寇舶”，官营的有“贡舶”、“市舶”。在大明朝廷“海禁”开放以前，虽然私营的对外贸易从法定的意义上是被禁止的，但有明一代，却经常有内外私商违禁私自泛海贸易。
至于大明官营的所谓“贡舶”、“市舶”的海外贸易，则实际上是一种“朝贡贸易”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各国旦有所进贡，朝廷必有赏赐，朝廷如无赏赐，则必偿还其贡物之价值。
另外，“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因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大明市舶司设立后的主要职责就是，掌管对于进出口的船舶进行登记、纳税，收买船舶运来的货物，以及负责把抽得的或买来的珍贵物品送呈内廷皇宫。
市舶司已经有点类似后来的海关雏形，而且还是一个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但两百多年来，其职责也就对应各国朝贡之例，而无应对私营“市舶”之举。至万历年间，在广东地区，便有三十六行出而代替市舶司提举官，主持对外贸易之事，凡几多税银，提举官“悉十取一”“安坐”而得。
当清虏入关，并迅速席卷神州大陆，攻占广东后，贸易几乎禁绝，市舶遂有数年短暂废止。当李定国收复广东后，随着齐国商业势力的大举渗入，广州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迅速恢复了曾经繁荣的对外贸易。
生丝、绢织物、瓷器、陶器、绸缎、麝香、桐油、猪鬃、木器、药材等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广州输出。相应的，来自齐国的玻璃、钟表、檀香木、五金、枪炮、皮具、钢条、蜜酒（甘蔗酒）、象牙精制品，以及来自南洋的胡椒、高级香料等商品亦从广州输入。
无数的北方商人和内地商人源源地把货物运来广州，使其成为大明最为主要的对外贸易的商品集散市场。他们之中，以闽浙粤等沿海地区商人为多，仅“闽浙商贾聚食于粤为利者，亦不下数万人”。
同时，马来人、暹罗人、安南人、阿拉伯人，以及来自欧洲的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等各国商人齐聚广州，其中，尤以齐国人为最，他们不仅携带的商品货物品种最多，数量最多，价值最高，而且从广州所获得的货品质量也最好，如此，使得他们能获取的收益也是最大的。
更让各国商人嫉妒的是，作为代行广东地方政府市舶职责的三十六行对齐国商人仅征收百分之五的税率，而对于其他各国商人却要征收十分之一的税率，远远高于齐国商人的税率。
面对这种不公平待遇，也不是没有外国商人提出异议和申诉，但无一例外地被两广总督、地方布政使及广州知府悉数予以驳回。
齐国与我大明是什么关系？你们这些外国番邦与我大明又是什么关系？
要知道，齐国那是在我神州大陆危亡覆灭之际，力挽狂澜，扶助我大明复起，并持续予朝廷各种援助的兄弟之邦。要不是齐国在几次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出手相助，我大明说不定就被那清虏给灭国了。
更何况，我大明这二十多年里，几次遭遇天灾，齐国都不惜代价地进行必要的物资援助。
十余年前，长江、淮河等流域暴发罕见的洪水，齐国从安南、柬埔寨、占城、暹罗运来数十万石稻米，救助了灾民不计其数。
五年前（1668年）山东郯城大地震，波及江淮、江南、河南、湖广，数十府，百余县，几百万民众受灾，到处都是墙倒屋塌、百姓被掩埋的惨状。齐国不仅给予朝廷三十万汉洲银元的无偿援助物资，同时还运来大量的平价粮食，用以赈济灾民和恢复民生。
在今年三月发生的庐州（今合肥）地震，波及范围西到武昌、东至无锡，影响和破坏程度较大，受灾民众百万之众。为此，齐国又为朝廷提供了三十万汉洲银元的货币和物资支援，极大地减轻了朝廷的压力。
当然，齐国在我大明遭遇各种灾情期间，提供大量援助和支持，有大肆搜罗难民的嫌疑。但此举仍旧获得了大明官方和民间的一致好感，因为没有齐国的粮食和物资支援，仅凭朝廷窘迫的财政，加之又要面对清虏的军事压力，确实无法给予灾区必要的救助。
齐国将大量受灾难民转运至汉洲本土，不仅救了他们的命，而且还相应减轻了受灾地区的财政负担，缓解了民间的矛盾。最起码，朝廷不用担心受灾地区会发生崇祯年间因天灾而爆发的民乱和流民荼毒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