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多。伦敦人脚下的地面跟他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有害健康，其卫生设施简陋无比，并且是现成的。每栋房子背后都带有一间旱厕，那里面的粪便不断堆积，直到清洁工来将其清除，然后装上板车运出城外。
而在齐国的城市里，却分布着许多开放的公共厕所，并且每天都有人在天亮前将其清理干净，用密闭的车辆运至城外指定的堆肥场，制作农人最为喜欢的农家肥料。
伦敦城中也有污水阴沟，但让人诟病的是，所有的阴沟都是露天的，各种污秽臭水沿着街道两侧流淌，有时还直接从街道中间穿过，成了许多市民倒夜壶之处。污物经常溅得鹅卵石上到处都是，猪粪、马粪混合着烂蔬菜、动物内脏和人的排泄物，形成一层不堪入目的残留物。唯有下雨才能令情况得以改善。或许，这也是伦敦城频发瘟疫的原因，最近的一次严重瘟疫，就爆发于1665年，最后还是一场大火将其彻底扑灭。
据那些齐国的官员和学者宣扬，他们在立国三十多年中，除了建业城爆发过一次小规模的天花外，几乎就再没发生过任何一场严重的瘟疫。这一切，恐怕与他们非常注重环境卫生状况有着直接的联系。
威廉·佩蒂作为一个英格兰人，曾经与许多绅士一样，都非常痴迷于联省共和国的阿姆斯特丹。尽管，这个城市人口规模只有二十多万，仅为伦敦人口的一半。但除去规模以外，按任何标准衡量，阿姆斯特丹都是欧洲最成功的城市。
贸易、金融、文化、绘画、工艺和医疗全都在这个尼德兰黄金时代里蓬勃发展。由于同德意志地区接壤，地处来茵河口，且临近波罗的海，尼德兰人建立了自己的商业优势地位。然后，他们又向外拓展，参与东方的香料贸易，并因此变得富有起来。其社会发展远超英格兰，各种制度也远比伦敦完善。
任何时候，阿姆斯特丹的二十多万人口中都包括大量英格兰人及其他欧洲各国商人，使其成为一个开放性和包容性极强的世界都市。所有的英格兰人都对尼德兰人的商业以及技术、财富羡慕不已。
不过，现在佩蒂却对齐国的城市充满了向往和赞叹。暂且不说建业、威海，以及大兴等几个城市所具有的工业发达、市场活跃、商业繁华之景象，就是这座新建的齐国都城，也让所有的到访者为之惊叹和赞美。
两年前，齐国将他们的政治中心从建业城迁移到这座距离海边一百多英里的内陆城市，据说，齐国人用了差不多十年时间来建设这座都城。真的难以想象，在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草山林，除了许多奇奇怪怪的动物外，可以说是非常荒凉。
然而，如今呈现在佩蒂眼中的长安城，却是一个设计合理、规划整齐、大气磅礴的现代化都城。
这座城市的人口估计在两万到三万人，比起伦敦、巴黎，以及阿姆斯特丹等欧洲大城市而言，还只能算是一个“小城”。但这个城市的占地范围却足足有五分之一的伦敦面积，各个街区之间留有大片绿化，金合欢、桉树、银桦、金蒲桃、茶树等各种林木郁郁葱葱，成片地分布在城中各处，与诸多奇趣花草，将整座城市打扮成一座富有生机的绿色花园。
巍峨的皇宫，肃穆的政府机构，充满东方古韵的民居宅院，高耸壮观的商业大楼，宽敞平坦的城市道路……，所有的一切，无不显示出这个国家拥有超前的城市营造理念和建筑技术。
这个城市的定位可能没有太多的经济属性，只有十余家工厂，而且均为事关民生的轻工业，棉纺、皮革、制衣、食品、家具、五金、药材加工等。
在城市的西南方，是一片规模庞大的文教科研机构，那里有成立不到三年的长安大学、搬迁而来的皇家科学院、以及新近成立的汉洲工业研究院、长安医学研究院，皇家前沿技术实验研究院等。
据说，这些教育机构和科学机构，全都由政府和皇室出资建立，并每年还会拨出大笔资金用于各项技术的研究和实验。
相较于英格兰，虽然也有王室资助的伦敦皇家学会，但受到的重视程度并不高。因为国王查理二世对于吸引着大多数经验主义者的神秘实验几乎没什么兴趣。他只希望皇家学会能将自然哲学应用到商业和航海问题上，这对扩张贸易和海外领地至关重要。
作为皇家学会的赞助人，查理二世每年拨付的资金甚至还没有给予他的情人芭芭拉·帕尔默夫人一年的零花钱多。当1666年伦敦大火发生后，为了完成大规模的城市重建工作，皇家学会的赞助费用更是被削减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着名学者、发明家、《显微制图》一书的作者罗伯特·胡克先生每年只能从皇家学会领取30英镑的研究津贴，使得他不得不租住在格雷沙姆学院内的一间简陋宿舍中。像胡克这样聪明、有实验设计天赋的学者，获得这种待遇，虽然比伦敦普通市民要强出不少，但在某种程度上，却是有些委屈他了。
“所以，为了获得优握的待遇，享受富足的生活，你就决定永久地定居在汉洲，准备为齐国服务？”
威廉·佩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