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儿，工资不能正常生活之际，很难谈两袖清风。 就算真的有个别人坚持自我，没有同流合污，那么，等待他的是光明前途，还是同僚的排挤？ 大家都拿，你不拿，就你清高？同僚愿意有这样的同事吗？上司愿意有这样无暇的下属吗？下属愿意有这样苛刻的上司吗？ 古代社会是人情社会，也是人治国度，得不到大众的认可，寸步难行。 我想，程丹若应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没有选择直接查处贪腐。 人太多了，查不过来，杀了一批还有一批。 她的做法不算高洁，却很实际。 首先，官员贪腐的一大原因，是工资太低，养不起家小。 她设立养廉银，将原本归属于“潜规则”的火耗归公，再统一分配，按照官职给予津贴。 这是应有之义，时代在变化，通货在膨胀，公务员的工资一百多年了还是开国时的标准，本来就不合理。提升工资后，以县令为例，每年的合法收入就从几十两银子变成近千两，足以养活妻小，过上较为优渥的生活。 而且，按照她定的标准，越是等级低的官员，所领的津贴项目越多，充分保障中低层官员的正常收益。 与此同时，随着当官年限的增长，官员还能领“岁银”，这就相当于按照工龄再给部分补贴。 这部分津贴计算非常复杂，感兴趣的可以自己找养廉银的表格看一下，可以说在当时，她提出了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工资改革计划。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了，养廉银本来就是火耗，只是从潜规则过了明路，这有什么好吹的？ 其实，这就是破窗效应。 当你养不起家，不得不拿火耗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贪污了。既然开始贪了，后面其他地方的灰色收入，拿起来好像也没那么难。 底线一旦跨过，堕落得总是特别快，想刹车都刹不住。 可火耗成为津贴，你有了不菲的收入，又没有贪污，其他可贪可不贪的钱，是不是就会犹豫一下了呢？ 大家都是读圣贤书长大的，良心在关键时刻，能不能成为一脚刹车？ 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人们会偷窃，可吃饱喝足，开着奥迪宝马的时候，是不是不一定要开法拉利保时捷？ 只要有一个人守住了良心的底线，世界上就少了一个贪官。 当然，仅仅是加工资，不足以扼制贪腐之风。 与之相配套的，必然是严苛的清查。 自养廉银施行起，朝廷对贪腐的审查力度骤然加剧。贪污超过一万两的贪官，抄家处斩是标配。 不夸张地说，杀得人头滚滚，怨声载道，弹劾她残暴不仁的奏疏不是论张，是论袋，一麻袋一麻袋往外扔。 好在当时，祝沝非常生气他们对程丹若的弹劾，否则还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程丹若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点。 她杀了几个大贪官后，退让半步，表示天熙七年之前，既往不咎。 天熙七年就是养廉银正式推行的那年。 此前种种，不再倒查，此后分毫，绝不姑息。 老话是极有道理的，你非说要开一扇门，人家多半不肯，可当你掀了屋顶，再说开扇窗户，大家就愿意考虑考虑了。 但考虑不代表同意，双方来回拉扯数次，不止口水战打得昏天暗地，三司衙门都消极怠工，不肯严查到底，为审判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最后“迫不得已”，程丹若给出方案，贪污犯只革职抄家，并三代子孙不可入朝为官，不判死刑，这才勉强与文官团体达成一致。 而整个过程，花费了足足五六年的时间。 期间落马的贪官不胜枚举，双方争斗的事务也多不胜数：军饷、赋税、灾款、新政改革……后来人轻飘飘的几段话，却凝聚了当事人的大量心力。 漫长的拉锯战中，有人支持她，并不惜付出生命代价，查出了惊人的账目，也有人背叛了她，成为流放西北的阶下囚。 有人隐藏在幕后，祝沝身边满是此起彼伏的“谏言”，有人冲锋在前，驾着三匹烈马冲向程丹若的马车，试图杀死她。 这不仅仅是人与人的战斗，也是良心和贪婪的斗争。 但无论面对多大的压力，程丹若和谢玄英始终没有退缩。 假如吏治不能变好，这个国家就不会变好，从海外流入的白银，最终依旧流向贪官污吏的荷包，而不是百姓的餐桌。 然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好在他们胜利了。 十年之后，新任的官员初初上任，就获得不菲的津贴。他能够在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