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人名义上还归属于大宋，说不好听一点，这都算是内部矛盾，不宜大肆嘉奖。所以赵匡胤只给李俊文散官职升了一级，从正七品致果校尉升到了从六品振威校尉，其余职务不变，赏银千两，其余人等皆有封赏。
而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上表请罪，态度良好，鉴于情有可原，决定不予追究。
旨意一出，朝野大哗。
没有人注意李俊文等人的封赏和对党项人的处罚，都将注意力放在了对科举案的处置上。
虽然李昉被降职，有人替其鸣不平，但是朝臣更关注的，是关于科举殿试常态化的举措。
这次科举案，不仅成为殿试的发端，而且自此确立了科举由乡试、省试转变为乡试、省试、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度。
皇帝亲自考校中榜者，决定取舍进士人选，今后所有及第士子都将成为天子门生，虽然无法完全避免主考官与士子的师生关系，但是自此帝王从中插上一脚，对国家选材有了更大话语权，这将是科举史上一个质的飞跃，也是皇权得以集中的表现。
赵匡胤无意中的一个举措，却改变了整个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