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税收是抗日根据地最基本的财政来源，农业税占根据地全部财政收入的90%，但是照太南根据地的情况，随着其他税收增加，农业税怎么也得占全部财政收入的80%以上！”
“1940年以前，太行区实行晋省的《战时农村合理负担办法。其要点是:由政府规定财产与富力标准，村分12等, 户分19级，按等规定负担总数，按级决定各户负担分数，然后交村民公议:有钱出钱，钱多多出，钱少少出。这种办法, 跟以前的按户摊派相比，合理的多。”林真说道。
据长治县的统计:该县1937年平均每人负担3.34元法币，1938年每人负担0.85元, 1939年约为0.857元。
周维汉在经济方面真是个外行，之前一心埋头打仗，级别也不够，是以很少参与经济相关的工作。
王英倒是懂点，不过也只能说懂点，在场的其他几人更不用说了。
不过林真说的都是大白话，所说内容都很浅显，在场几人大概也许可能是听明白了。
反正周维汉是看见赵刚在不断的点头，也不知道是真明白假明白。
“合理负担在别的根据地已经开始了，我一直在关注，合理负担废止了旧的摊派制及其他不利于一般农民的征收办法，这是税收工作的一大改进，但是合理负担没有统一的章法，各个根据地各自执行自己的，咱们太南根据地如果要实施的话, 一定要谨慎一点，吸取别处的教训与经验！”王英说道。
“林真同志，我听你刚才说的意思，分等定级可是一项大工作，并且有些人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公布财产，像一些大户人家隐藏财产还是很容易的，并且很可能会将一些差地转让给老百姓！”周维汉虽然对政策不大了解，但是不妨碍他站在“纳税人”的角度来想问题。
照周维汉所说，往往出现两种情况：一，在八路军基础较差的地区，合理负担被视为按土地亩数平均摊派。
执行以占有土地多少为标准的公平负担，从而土地占有情况的变化。
地主、富农为减轻负担、缩小目标、逃避斗争，主动变卖部分次田，贫苦农民的土地增加。
随着公平负担办法和减租减息政策的深入，土地转移不断持续，地主富农的负担逐渐转嫁给贫苦农民。
由于富户多有积蓄而贫农家无余财，贫苦农民在抗日负担问题上逐渐处于很不公平的境地。
一些地主、富农趁机在负担政策上欺骗、隐瞒、逃避，有的家庭经济情况反而上升。
“公平负担不公平！”
在群众发动较为彻底的地区，中农、贫农又常把负担“挤”向地主、富农及富裕中农，形成“富户捐”。
林真听后点了点头，随即说道：“是啊, 这一点的确有过惨痛的教训，不过后来得到了纠正, 以我曾经工作的赞皇县为例，后来确定了“田亩作分，浮财作分，存粮作分，累计计算”的标准，换句话说，以每户土地、金钱、存粮的总价值为标准，确定应负担的公粮，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新的合理负担办法。”
“而一些大户的确隐瞒财产，对于金钱和存粮的确定，我们可以通过群众运动，执行“比、估、斗、挤”的方针”
“比：比家庭穷富；估：估计浮财存粮的多少；斗：对于不承认的，摆事实、讲道理，开展说理斗争；挤：对坚决不承认的，召开群众大会，逐项进行评估，以批判态度迫其认账。”
周维汉听完，看向了王英，示意他说说看法。
在周维汉心里，对太南根据地目前的状况还是比较满意的，依照土改之后的状况，根据地土地占有的矛盾大幅度缓解。
仅靠专区政府在各县筹粮就足以供给三万名主力部队的战士，是以周维汉内心不太想改变目前的根据地财政政策。
一是，合理负担政策，听着不错，其实实施起来，暗地里的可操作性太大，相对来说还不完善。
二是，一旦政策发生改变，很有可能改变根据地的供给，甚至还比不上改变之前，那就得不尝失了。
“王英说道，我觉得可以试试，一味的筹粮挫伤了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不过还是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划，我看可以单独成立一个经济工作部，在根据地内单独划一个区域，先将合理负担的政策实践一下，同时也可以锻炼出更多的干部，以后也更好开展工作嘛！”王英颇为保守的说道。
胡景云一听，张嘴想说些什么，结果被一旁的林真拉住了。
“首长，我觉得可行，主要是太南的真实情况如何，我们也不清楚，先单独划一片区域，就想王主任说的，可以先实践一下！”林真说道。
“那就在涉县？”王英说着看向周维汉。
“就涉县吧！”
这個新成立的经济工作部，按照周维汉等人之前商量的结果，应属于专区政府管辖，包括日后成立的太南分行。
三人走后，王英开口说道：“合理负担政策看似合理，其实里面的弯弯绕太多，我前段时间参与了北方局的会议，上级那里正着手制定一个新的税收政策，并且要求各地区统一规划！”
“这么说合理负担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