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犯下的事儿小，是就近躲避；而后3者犯下的都是命案。所以必须逃亡其他州。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司隶校尉部）河东解（解县，即后世山西运城市）人也。亡命奔（幽州）涿郡。
臧霸字宣高，（兖州）泰山华人也……与父俱亡命（徐州）东海。
因为公孙家族在辽东郡根基不深，才会为躲避狱卒而亡入隔壁的玄菟郡。
虽然史无明载，但公孙氏应未卷入大案，否则公孙度父子只能“亡命奔冀州”了。
公孙度起于微贱，发迹契机是被玄菟太守公孙琙收养。
关于此事，不再赘述。
如果说公孙琙给了公孙度入仕的途径，那徐荣则给了他1步登天的机会。
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荐度为辽东太守。
摘自《魏书之公孙度传》
徐荣是董卓麾下中郎将，极受董卓信重。
董卓上洛之始（189）“矫情忍性、擢拔群贤”，因此自己人不得不“官止将校”。
（董卓）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
摘自《后汉书之董卓传传》
徐荣是董卓阵营里为数不多的“中郎将”之1。
其余诸如李傕、郭汜、樊稠、张济、贾诩等辈，彼时皆不过校尉而已。
注意：凉州集团的中郎将，另有老干部段煨、牛辅（董卓女婿）等人。
因为徐荣的保举，公孙度才得以平步青云，最终割据1方。
公孙度的辽东太守既然是董卓所任命，其立场必然亲善董氏无疑。
因此，公孙度实际上是董卓集团安插在关东的棋子。
其人与孔融（青州北海）、刘表（荆州）、壶寿（冀州）、金尚（兖州）诸人1样，被董卓用来牵制关东义军。
这便是公孙度与袁绍结怨之根源。
其后，随着公孙度的举主徐荣、以及其人故主董卓之死，公孙度的野心便逐渐增长，最终其人想要与袁绍争夺幽州的控制权，便不足为奇。
公孙度与无心称帝的袁绍截然不同。
公孙度是真想效仿士燮，做1做辽东乃至于幽州的土皇帝的。
而这，也正是此刻袁熙喊出如此口号的重要原因。
虽然袁绍始终质疑刘协的血统，但那是因为袁绍1直瞧不起刘协。
无论如何，袁绍终归是未曾有明显僭越之举、兼且曾“奉衣带诏讨贼”之大汉大将军。
也因此，在袁熙喊出如此口号之后，在场之人对此皆深以为然。
“2公子（使君）志存高远，某等敢不为君尽心竭力乎？”
袁熙含笑向众人还礼致谢。
田豫这时微微1笑。
“使君可知，子经兄今安在？”
【作者题外话】：行军途中，绝大多数兵士是轻装徒步，不披甲胄。甲胄1般放在“车”中，临阵之前才会穿戴。
书中相关记载极多，远非1例。可知是惯常习俗。
因此，行军时“人甲分离”的情况，也就为大量的“邀击”行为（半途截击）创造了机会。甚至可能出现仓促临阵时，因甲胄置于车中，导致兵士不得不“轻装突击”的案例。
“无甲行军”固然危险，但也有其因由。推而论之，大抵可以归因如下。其1是减少对体能的损耗，其2是减少对物资（尤其是鞋袜）的损耗。
在固有认知中，古代军队出征，既然肩负作战任务，无论是行军还是临阵，似乎都应该顶盔掼甲。
但实际操作中，行军时大多兵士都是“轻装”状态，甚至进入战区之后亦如此。
略举数例。
建安十2年（207）征讨辽西乌丸时，曹操先锋“卒与虏遇”（仓促临阵），将士“被甲者少、而车重在后”。
卒与虏遇，（虏）众甚盛。（曹）公车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魏书武帝纪》
可知行军途中，甲胄是放置在“车重”（兵车辎重）当中。士兵只穿戎服（即军装），徒步行军，以节省体力。
曹操远征塞北，是为了剿灭袁尚兄弟的残余势力。而2袁勾结乌丸，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3郡乌丸承天下乱，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袁）绍所厚，故（袁）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魏书武帝纪》
实际自出卢龙塞起，鲜卑、乌丸与袁氏余党便随时可能出现，曹军却依然“轻装徒步、甲置车中”。可见这种习俗（或制度）有其必然性。
虽然此役靠着曹纯、张辽的奋勇冲击，斩杀敌酋（辽西单于蹋顿）而大获全胜。但实际战况是相当危险的。
（张辽）从征袁尚于柳城，卒与虏遇，辽劝太祖战，气甚奋。太祖壮之，自以所持麾授辽。遂击，大破之，斩单于蹋顿。--《魏书张辽传》
从曹纯、张辽“纵兵奋击”的记载中，也可看到，少量精锐骑兵部队，应该是时刻“被甲胄”的。这种具装骑兵队，主要负责保护主帅；曹操遣之出击，可见战况凶险，孤注1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