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团也就没有那么多了，趁此空档，咱们结回账吧！我找到老徐，把老赵的想法说了一下，老徐问我：“老赵给的是外汇券还是人民币？”我说：“全是外汇券。”我又找补一句：“什么时候找懋隆呀？”过了几天，老徐找到我说：“高经理说了，外汇券就别给懋隆了，让你收下后交给公司处理库存小组的梁坤他们。”我一听，不对了，跟当时说的想法都不一样了。当时的想法是：懋隆收了外汇券，交给银行算我们的出口，现在这是要干嘛？外汇券不得二次使用，如公司二次使用，那就是法人犯法；如个人私分使用，那就是……我心里明白一个理：犯恶的不吃，犯法的不为。虽然此时买外国原装商品，用外汇券可以便宜不少，外汇券还可以买紧俏物资，在广州和深圳，外汇券也比人民币值钱，但我只钟情于猪头肉、猪尾巴；我女儿只钟情于山楂片、果丹皮，什么小霸王游戏机、磁带、随身听、日本的任天堂，这些对于我来说，毫无关系。所以我对外汇券的态度一向是“避而远之”。记得去年从香港回来，在广州友谊商店，用12元钱买了一盒空白磁带，公司的同事都诧异地问我：“怎么不使用外汇券？”我说：“我从来没有外汇券！”一天中午，老赵带着他们的会计，提着一个上海产的人造革的手提包，来到我的办公室，把手提包放在我的办公桌上，笑着说：“钱拿来了！”打开一看，一百面额的捆在一起，五十面额的捆在一起，十元面额的……塞满了整个手提包。我忙说：“快拉上，我带你去找收钱的人。记住，他们不给开收据，您得跟他们要收条，还得盖上他们的章！”老赵说：“谢谢您的提醒，我以为把钱放您这就得了呢！反正我们那也没进账。”我起身找到隔壁的梁坤，指了指我的办公室，轻声说：“钱来了。”梁坤随我到了我的办公室，介绍完老赵后，我说：“你们交接，我在门外！”随手带上门就出去了。
再来说说后面的事吧！
十二月份，深圳小交会如期举行，那边的会还没散，消息就传到北京，公司里疯传，参加深圳小交会的人，私换外汇券。办公室主任换的最多，老徐次之，一般老百姓换几百块，高登科不知道换了多少！也不知道这外汇券是从哪来的，准是又卖了好多金首饰。哎，“狗咬狗，一嘴毛；贼见贼，一哈腰”，分赃不均打起来了，想办好事，结果捅了大篓子。
1986年高登科下台，当时领导说他有“一个不该，两个说不清”。所谓说不清，无非就是：1984年深圳小交会，私分外汇券金额说不清和来源说不清。
在1984年，我实现了人生最高的理想，于九月份，在支部书记李云的主持下，老徐和李云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支部全体党员举手表决，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我光荣的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