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提周忠在私下里思索荀爽的态度，同样是当代的偏僻之地，益州与扬州不同，自秦以来，便加深了蜀地的开发，包括汉中和巴蜀的益州北部，经过了数百年的发展，豪族豪强林立。
其中原本的蜀郡在西汉之时又被分为广汉、犍为、蜀三郡，被称为三蜀，而巴郡被分为三巴要等到刘焉入主益州之后了。
益州州治便坐落在广汉郡的雒县。
与巴蜀相比，扬州的豪族豪强完全不够看的，前者在巴蜀称得上根深蒂固。
兼并土地，私募宾客部曲，隐没人口凡是能想到的手段，没有益州大族不敢干的。
譬如当初协助种拂平定马相叛乱的贾龙，其平乱兵马的一部分便是其家中的私兵。
也因为本地大族势力之盛，所以即便种拂是屡有政绩不屈权威的干吏，桓典是教过数百弟子门生的名士，两人的德行都没有问题，但在益州，两人合力仍觉得举步维艰。
在巴蜀，最好的政策是维持现状。
相比于巴蜀，汉中的情况稍好一些，除了因为汉中更靠近三辅之外，此地还有豪族豪强之外的另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由张道陵之孙的张鲁为系师的五斗米教。
五斗米教与太平道有几分相通之处，皆是以有出身的大族子弟为首，联结贫民。
汉家宗族之内本就有守望相助的传统，五斗米教倚靠宗教组织，将这种传统扩大到信教之人中，相较于更小的宗族，人多力量大，无疑更能抵御风险。
这种类似于太平道的组织，能够公然在汉中出现，自然少不了官吏的默许。
当初马相借助黄巾余孽造反后，种拂在益州搜查黄巾贼的踪迹，张鲁借此机会献上了投名状即在五斗米教中同他相争的张脩，后者曾起兵响应张角攻打郡县，张角死后张脩也消失了。
五斗米教在汉中可谓是根深蒂固，又与本地豪族豪强关系不佳，种拂见其不似太平道那般有反心，也就听之任之了。
其中也有不想承担逼反百姓的骂名的缘故万一禁止五斗米教，信教的百姓不满意造反了怎么办？
总而言之，在桓典来之前，种拂一直抱着这样维持现状的心态，当个裱糊匠。
太守县令犯罪，他会尽职尽责的弹劾，但真要主动做些职责之外的事？种拂与当代许多官吏一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可这不是桓典来了嘛，种拂的职责又多了配合桓典的一项。
然而桓典在益州同样坐蜡。
居于益州治下的蛮夷很有特点，越往北，受汉人的影响越深。
相较于现在才开始任用羌胡为官的凉州，许久之前，便有蛮夷大姓学习经典，参与到益州地方治理之中。
当然啦，惯常的歧视还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差别导致了巴蜀比凉州更早的出现汉胡合流的情况，这是桓典需要面对的首个难题。
桓典面对难题倒没有摆烂，他的解决方案是分化瓦解慢慢来。
这一分化就分化到了现在，至于益州屯田的成效不能说没有，只能说不多。
无论是桓典还是种拂，都不想承担逼反百姓的罪名，在他们心中，无论是和他们同样出身的大族还是贫民，都是百姓的一员。
这天，颇有共同语言的两人再度齐聚，桓典见种拂一脸愁容，忙问其原因。
种拂叹道：“家中产业为平准令李儒所侵占，吾子申甫写信与我，不知该如何应对。”
又将种劭灵机一动上书请罪的事也说给了桓典听。
桓典却很乐观，说道：“产业事小，家族传承事大。李儒侵占产业固然令人愤懑，然申甫之才能却足以告慰。有子如此，颖伯何必叹息呢？”
正是在夸赞种劭在雒阳的作为，相比于那些为利上书弹劾的，上书请罪之举直接让他立于不败之地。
种拂本是当局者迷，乍听桓典一说，立马反应过来，说道：“公雅所言极是！”
与粮食相比，无疑是种劭的前途更重要。
做出了决定，种拂当即给种劭回信
然而此时，雒阳城中又发生了种拂不知道的变化。
正如南门外的粮肆是种氏的产业，粮商本身不足为惧，有音量的是他们背后的人。
河南尹获取低价粮的消息不是秘密，李儒也没有替袁术保密的打算，他巴不得袁术替他吸引火力呢！
粮商们一面派人向李儒示好，好歹之前还说要把贩粮后的钱财留给他们呢，要是再卖几次低价粮，就算李儒不贪不抢，他们的本钱也收不回来了。
另一面，在弹劾李儒的奏书之上又加了袁术的名字，两人一个敢卖一个敢买，袁术难道不知道李儒卖的是侵占的民财吗？
朗朗乾坤之下，身为重臣，竟然为利支持这般恶行！
李儒信守诺言，承担了骂名，但袁术也讨不了好。
苛待百姓啊，掠夺民财啊，以权谋私啊哪怕以袁术的出身和近些年积累的声望，面对实打实的利益，朝野内外不乏有攻讦他的人。
这显然有些出乎袁术的预料，尤其是通过某些渠道得到尚书台中有弹劾他的奏书之后。
当夜，袁术没有休息好。
次日直到日上三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