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玄的小院之中，正在模拟一场太学之议。
反方代表是蔡邕，正方代表是刘辩派出的蔡琰，以及蔡琰背后的刘辩，而刘辩的身旁还有刚成了自己人的郑益。
裁判则是郑玄。
蔡邕一上来便从根本上否定了均输法存在的必要性：“国家定下制度，效仿圣王重农抑商，乃是为了削减人的欲望，使人无浮躁之心。今之均输法，转卖特产粮食，行囤积之实，掠夺民财，商贾之事非治国之要务。”
蔡邕说均输法和商人没用，早有准备的蔡琰当然要提一提两者的用处，回应说：“均输法所得，俱归军资。商人贸易，是为弥补百姓的不足，用以交通有无。工匠冶铁，若无商人运输贩卖，百姓至今仍用木耒木耜耕种。曲辕犁、竹纸之推行，亦借助于商贾之事，岂能言之无用？”
蔡邕说道：“商人不可禁绝，却需加以抑制。因商人不事生产，获利却甚于农桑，若不加限制，天下人皆逐利而去，土地荒芜，粮食不足，便是货物再多又有何用？且货物既多，精巧则多，则增奢靡之风，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民间风气也会败坏。欲使国家富强，须得重视农桑。”
蔡琰反驳道：“重视农桑自是正道无疑，然军资从何处取？若无均输法所得，便需加田租赋税，不利农桑多矣。”
“事有轻重缓急！昔日推行均输法，看似善政，然均输官欺下瞒上，借着职权购置全部货物，不许百姓于市场互相交易，并勾结商人以此牟利。今之均输法以商人为均输官，彼辈贪利而无德行，欺压百姓无度，推行不足一年，恶行难掩，有汝南太守之弹劾，实是必然之事！”
蔡琰到底年轻，经历的也少，也没有觉得自己论点必胜的信心，面对蔡邕的大道理，隐隐竟要被说服了。
刘辩见状，赶紧补充说：“以均输法牟利只是一时之策，是为了弥补军资不足，以地方商人充任官员也是为了尽快获利。”
蔡邕立马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商人本就奸猾，以之为官，与引狼入室何异？”
于是乎刘辩旧事重提：“如此，军资从何而来？”
然而刘辩的说法正中蔡邕下怀，蔡邕甚至还有闲心整理了一下胡须，随后才说道：“书戒猾夏，易伐鬼方，圣王伐无道、讨殊类。然时有同异，形势不一，以前的策略，与今日不可以等同。”
“况且以武帝的远略，有着文景两代的储蓄，使盐铁之策用天下之丰饶，征辟四方，使得万方臣服。然如此丰功伟绩，数十年间，官民俱匮。”
“今之外敌，虽无匈奴之盛、大宛之远，然羌人多年之患，北方匈奴已去而鲜卑复起，一味用兵，今之储备比之当时又如何？”
刘辩听完，哪里不知，蔡邕的这一套说法明明可以在先前拿来反驳蔡琰，却非要等自己开口，必是出自本心的想要止战。
这时候，蔡琰反应过来，补充说：“阿父所言不然，以商人充任均输官仅此一回，往后自是德才兼备者为先。”
蔡琰大约是觉得自己先前犹豫了，末了不忘放个地图炮：“且均输官自有刺史二千石作为监督，如其不能胜任，自当如汝南事，有长吏为民伸张，亦能警醒恶人。”
到这时，蔡邕见刘辩与蔡琰俩人一唱一和。
心中不免高兴，还有一点点说不清的复杂情绪，没继续在前面的问题上纠缠，而是直接攻击起了吏治“小吏贪鄙者众，往往为利所驱，长吏不乏无能之辈，容易被小吏蒙蔽”
“算赋以钱计，尚有定数，以特产实物计，该以何价为准方不至于苛待百姓？”
归根结底，他们并非是为了断个输赢。
然后说着说着，双方不可避免地偏题了。
当然，这也是正常现象。
辩论哪有不偏题的，便是盐铁之议，不也从一开始的讨论发展到后来的人身攻击了吗。
也就是蔡邕和蔡琰是亲父女，此番也只是模拟，连圣人的言论都引用的比较少。
真正的太学之议会比这激烈得多，但总共的说法就那么多，论点论据就那几样。
“郑师以为如何？”
刘辩的经学造诣不太够，可他总得为太学之议做些准备，总不能辩论完了，他一句话也不说吧。
这才是刘辩模拟这场辩论的根本目的，对于那些有可能的说法，他心里起码得有个应对。
刘辩带着收获回宫了。
此行再度明确了刘辩对均输法的未来的一些构想，当然，最后还得同卢植等人商议一下。
这点自知之明刘辩还是有的。
前汉均输法出的问题，主要源自吏治的败坏，官商勾结，小吏枉法。
包括根据家资定下财产税的算缗及相应的告缗，病牛记成好牛，危房记成广厦握有公权力的小吏面对毫无反制能力的百姓，自是肆意妄为。
到了后汉，因为种种原因，公权力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乡里，一改前汉时耕种的种子、农时等全都要官府负责的状态，转而将权力移交给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
这其中未必没有对前者的警惕。
所以，士大夫本能的反对任何扩张小吏手中权力的政策，而改算赋为征实物，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