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田信长做事一向雷厉风行，讲究效率。佐久间父子刚弄明白事情原委，还没编好借口，就迎来了菅屋长赖这位“大钦差”，只能乖乖俯首认罪，回美浓去“交待问题”。其治下的栗太、甲贺二郡，暂时“收公”，交给织田家的奉行来管理。
具体的处罚措施暂未公开，想来为了稳定商人的情绪和界町的秩序，信长多半是要做出一个“严惩元凶”的姿态。
同时界町奉行木下秀吉也收到了指令，立即通过“会合众”笔头今井宗久召集诸多有力豪商，给予政策优惠和政治许诺。
如此一来，事情的负面影响，初步得到了控制，没有造成太大的灾难。
另一方面，死者池永平久以前就与三好家勾连甚深，乃是迫不得已才降伏于织田。如今这家伙意外身亡，倒也算是排除掉了一个不安定因素。
此人死后，其所拥有的“能登屋”四成半的股份，就由他的三个儿子瓜分继承。这仨富二代肯定对织田家怀着很深的意见，但他们都是深宅大院长大，器量远不如上一代，彼此又不和睦，眼看是不足为惧了。
作为当事人之一，平手汎秀的动作也不慢，指派服部秀安日夜兼程赶到岐阜城，走了松井友闲的门路，主动向信长承认错误，没有半点隐瞒。
起初只是想借助界町的敏感性，勾结林秀贞，与佐久间争权夺势罢了，最后弄出“谋杀界町豪商”的大案，确实是所料未及的。
由于态度良好，时机恰当，平手汎秀就免予惩罚了，只是由信长口述，村井贞胜代笔，寄来一封措辞严厉的书信，狠狠批判一番。
这么一来，和泉的局面，就显得相当尴尬了。
理论上的管理者，幕府委任的守护代官，躲在岸和田城里瑟瑟发抖，只求自保。御木益景和饭尾真遥两人不仅损失了所有的兵力，更把原来就不甚多的人望和威势输了干干净净。
寺社众的“叛军”已经被佐久间军打得落花流水，连请来的杂贺佣兵，也败退回家了。但佐久间父子被逮回岐阜城挨训，其军队自然也不可能留下来收拾战后局面。
伊势贞兴本来毛遂自荐，声称要用招抚的办法解决问题。可是招抚的办法俨然已经破产了，而且他本人还一度沦为丧家之犬，现在是毫无说话的底气了。
一色藤长为了与伊势贞兴打擂台，拼劲口舌说服了佐久间信盛出兵，一度取得成效。但在佐久间家兵退之后，他本人素无声誉，什么事也做不了。
至于其他的附近势力，在没有什么名分，实力也不占优的情况下，就更不可能插足其中了。
于是，这块在足利和织田两家之间，归属权暧昧不清的区域，便暂时性成为了“三不管”地带。
从幕府代官们没收土地，到寺社众起兵反抗，再到佐久间军介入，满打满算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前后变化，虽然不至于传至远国，但也足以当地居民捏了一把汗。
在这种情况下，信长终于开始有动作，先是派遣使者，命令平手汎秀率兵进入和泉，临时维护治安。接着向尾美二国发布召集令，宣称要带领大军上洛。
以永禄九年年初，拥立足利义昭为起点，三年零几个月的时间内，这是织田信长第五次挥师上洛了。他虽然不像大内义兴、三好长庆那样坐镇畿内，但也是丝毫不放松与京都的联系。
而且每次的上洛，都会有所收获，不是徒劳无功。
随着织田家的这五次行动，平手汎秀亦是一并水涨船高。
第一次上洛，扶持足利义昭坐上了征夷大将军的位置，而后平手汎秀就被派遣到京都南面的山崎城做守备，领有三千兵马。
第二次上洛，乃是在若江城合战击败三好逆袭之后，平手汎秀因为自身功绩，加之“肮脏的政治原因”，当上了和泉守护代。
第三次上洛，是元龟元年的新年大宴，那次平手汎秀成功劝说浅井长政西征播磨，又在京都举办了铁炮比赛，宣传了自家的“竞拍会”，构建了商业势力的根基。
第四次上洛，则是征讨四国返程之后，当时平手汎秀奏凯而归，获得“从五位下中务少丞”的官位以及“淡路守护”的职役，成为濑户内海的巨头。不过也交出了和泉守护代的仪仗。
与之相应的，大批的织田家臣也都“鸡犬升天”了，除了平手汎秀之后，丹羽长秀、柴田胜家、佐久间信盛、泷川一益等人的管辖范围都接近十万石。虽然暂时大多是代管，名分还没正式确立。（就当这个时代已经普及石高制了）
至于知行过万的，那更是两只手都数不过来了。
平手家的河田长亲，作为一个陪臣，也得到了一千七百石的俸禄，这要放在一般的势力里面，已经是家老级别的待遇了。
包括那些刚刚依附过来没多久的小势力，只要以前没有与三好家“同流合污”，多少都能吃到一点残羹剩饭。
在这期间，足利义昭的感受就比较复杂了。
织田家的步步高升，不断扩张，都打了幕府的旗号，客观上这令幕府的权威有所回升，义昭本人说话的分量也加重了一些。
然则，反过来讲，织田势力越来越大，对幕府的压制力也逐渐加强，足利家的独立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