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汉朝元帝，柔仁好儒，连朝政都把持不了，最后大权旁落。自汉元帝起，汉朝逐渐开始衰落，跟他一味宠幸儒士、宦官，自废武功不无关系。宋朝只吸取了唐亡的教训，却不曾吸取汉朝被王莽篡位的教训。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汉宣帝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只一句，就把儒家的弊端显露无疑，好古非今，就是儒家的最大弊端。宋朝还弄“崇文抑武”，比自废武功更惨，这是自断臂膀啊！
赵鼎大概也知道张正书在讥讽什么，可他扯了扯嘴巴，还是没跟张正书辩论。若是他和张正书辩论，他不一定会输。但是张正书却会讥讽他顾左右言其他，张正书跟他讲道理，他会跟张正书说道德；张正书跟他说道德，他跟张正书讲传统；张正书跟他说传统，他跟张正书讲古圣先贤；张正书跟他说古圣先贤，他又扯回现实，开始讲实际了。赵鼎什么都不学好，学会了诡辩，是张正书最鄙视的。
瞧过张正书鄙视的目光，赵鼎也是有点自卑。不是他对自己自卑，而是对儒家学说产生了自卑。就好比典型儒者——孟子这样，能对梁惠王侃上洋洋洒洒一大堆，却不会说什么具体措施。若是换了法家，早就规划出无数条详细到令人发指的措施，并将这种措施推广到天下，成为法令了。这都是因为儒家有“理想主义”的“浪漫”，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脱离实际。
就好像墨家怼儒家那样，说这些腐儒高冠儒服坐而论道时指点江山，但站起来做事却无从下手。
打个比方，儒家知道要达成大同社会，就要“致尧舜”，可怎么“致尧舜”呢？他们就两眼一抹黑了，只能不懂装懂，在旁边指手画脚。只要涉及具体办法，儒者们便只能顾左右而言他。这些腐儒们对现实的很不满，就会进而演变成对三代的怀念，从而把复古复礼作为一种救世的良方，即渴望恢复圣王、周公之治。
这注定是要脱离现实的，所以儒家之道只适合一乡一县，或者是小国寡民，要是推广到全社会，那就是一种灾难。瞧瞧变法的成功率就知道了，法家变法商鞅、李悝都成功了，而儒家变法呢？不好意思，基本全军覆没，最多留下一点边角料。一次可以说是偶然，那这么多次，就不是偶然了吧？
当然，要是张正书直接讽刺儒家，赵鼎还能反驳一二。可惜张正书并不是直接讽刺，而是基于事实得出的结论，赵鼎就哑口无言了。
“崇文抑武”的既定国策有问题吗？
是个人都看到有问题，可保持权力的文人会改吗？
没有一个文人会改的，哪怕明知道这样下去很危险，但他们就是死撑着不然武人坐大。
道理嘛很简单，一块肉就那么多，要是武人分多了点，那文人士大夫岂不是要分少了点？为了自己切身的利益，没人会做这种事。哪怕是有文人士大夫良心发现了，他也独木难支，根本没法撼动这个既定国策。
而皇帝呢？
即便是有心想改，也非常困难。皇帝的圣旨，要是没有按正常的流程走，是根本不具备法律效应的。也就是说，皇帝一个人说了不算。想想看，一道圣旨要经过中书舍人、尚书左仆射（宰相）、给事中、台谏官这四道拦路虎，凡是不经过这四道程序的圣旨，都是无效的圣旨。也就是说，皇帝一个人点头？那没有用，他说了不算！
是不是很出乎意料？
但宋朝就是这样，因为宋朝的天下，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而是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
张正书不想宋朝亡了，就是因为这种思想在皇权还这么稳固的时代颇为难得。但并不是说，宋朝的制度就完美无缺了。在张正书看来，宋朝的制度致命伤太多。最大的致命伤，就是自断臂膀——废了武人。诚然，宋朝有些文人确实厉害，能打仗不说，还能做文章。但是，因为削弱武人，那么兵员素质却是硬伤。因为募兵制，给军饷，士卒士气只能靠金钱维系，没有什么荣誉感。要是打顺风仗还好，可一旦打逆风仗，分分钟能兵败如山倒。将军固然重要，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手下没有可用士卒，那也只能徒负呼呼。
就这样，没有国防，还处在一个群狼环伺的国际环境之中，到现在为止宋朝居然还能挺了百余年，真不简单！
文人不知道这种事吗？
他们当然知道，但他们就是不改，哪怕国破家亡他们也不想改。没真正到生死存亡的关头，谁会舍得手上的既得利益？
赵鼎也是清楚地知道的，但他有着儒者的浪漫，认为读书人也未必不能领兵！
可惜的是，宋朝自从开启了文人领兵的先例后，文人领兵胜利的次数屈指可数。哪怕再蠢的皇帝，也不敢轻易让文人带兵了。唯一例外的就是王韶、范仲淹、韩琦、章楶等人，这些都是能领兵打仗的文人。但张正书很明白，赵鼎绝非其中之一，可赵鼎就是有这样的自信，张正书也不知道是谁给他的勇气？
“战争，可不是儿戏。”
张正书叹了口气，看着起身离场的看客，也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