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郡代州, 其实从实际意义来看也就只是换了个名字，天下的各个州变成郡，刺史变成太守, 除了名字变了其他什么都没变。
但是要真的是什么都不变，那朝廷大费周章改名字干什么呢？一个人要改名字尚且会带来许多麻烦, 何况天下每一个州都改名字呢。
州郡之间的区别这个还得追溯到汉朝, 她们大唐是出了名的喜欢唐承汉制, 李长安觉得李隆基要把州改成郡应该也有效仿汉朝的意思。
汉又承秦制，所以一开始汉朝实行的制度是郡县制, 朝廷-郡-县这样的制度，在地方实行郡-县两级制度。
可后来汉朝北击匈奴，土地多了，郡就多了，这时候皇帝就管不过来这么多郡了，所以就在郡之上再置州, 变成了州-郡-县三级制度，数个郡属于一州, 州设置州牧, 皇帝只需要管州牧, 然后州牧再去管郡守。
而大唐目前实行的是朝廷-州-县制度, 也就是在地方上实行州-县两级制度，可大唐又比汉朝更喜欢对外扩张, 所以目前大唐有三百五十八个州, 是汉朝郡数的两倍有余, 汉朝郡太多都管不过来，更别提唐朝了。
所以大唐有学有样，太宗将天下划分为十道, 李隆基有在前几年分天下为十五道，各道设置监察使监督各州刺史。
这次改州为郡，就是正式将州-县两级制度改成了道-郡-县三级制度，据李长安所知，朝廷也的确要在各个道设置稳定的监察使，而不是像先前一般监察使两三年一换了。
而监察使，就是节度使的前身，监察使只要能获得朝廷给予的“节”，就能升级成节度使。
李隆基在政治上是个天才，李长安一直相信这一点。
比如这回改州为郡，就切实解决了现在大唐的许多问题。
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压力，以后各道区域的中小型工程建设就不用再上奏朝廷了，比如往后要是荆州再想要大兴水利也不用再上奏朝廷，等朝廷再统一顺便拨一笔钱了，荆州太守可以直接告诉监察使一声，然后就能动工了，朝廷也不必再拨一笔钱了。
还能让各个地方遇到事情反应更快，比如边关想要发动小型战争不必再禀告朝廷——当然在边关不用从监察使往上升，而是直接设置了十节度使制度，给边镇节度使的自主权更大。
先前洛阳水灾，想要开仓赈灾就需要上报长安城，朝廷同意后才能开仓放粮，改州为郡后，洛阳要是再发生水灾可以告知都畿道监察使，监察使同意后就能直接开仓放粮了。
改州为郡，将地方两级制度变成地方三级制度，既能减少朝廷财政开支，还能让各地根据自己辖区内情况灵活治理自己辖区。
看上去很完美。
可惜在大唐只实行了十六年，天宝元年改州为郡，至德元年，也就是李亨一登基就又改郡为州了。
这么好的制度怎么就不用了呢？
当然是因为到那时候大唐的公卿王侯们才发现东汉灭亡群雄割据不仅仅是因为王朝末路、帝王昏庸无道了……这个政策最大的问题就是地方自主性太强了，时间一长，地方割据，朝廷根本管不了地方了。
李长安觉得大唐的王侯公卿们真是会装傻啊，安史之乱发生之前，租庸调合适，节度使合适，改州为郡各道监察使权力增大也合适，就连安禄山兼任三镇节度使也合适，满朝文武无一人反对。安史之乱一发生，两税法瞬间就代替了租庸调，郡又改回了州，也知道安禄山是反贼了，甚至还开始想方设法削弱节度使权力了，虽说最后一点想做也没能做成吧。
似乎安史之乱后，满朝公卿就瞬间从瞎子变成了贤才。
不过显然满朝公卿不会是瞎子，瞎子可当不了官，为什么那么多聪明人，就没有一个想要在大厦倾倒之前修一修大唐这座屋子呢？
李长安歪歪头，心想也不是没有人想修屋子，只是那些“不识时务的蠢人”都被李林甫和杨国忠陷害了。
就跟颜真卿一样，安史之乱前被杨国忠排挤贬官没人替他说话，说颜真卿是个人才他说得对，等到安史之乱爆发，颜真卿一家子抗敌死没了，他自己也组织人手救唐抗安了，皇帝太子和公卿们才发现原来大唐还有颜真卿这么个忠臣啊。
也不能说是李林甫和杨国忠的问题，毕竟任用这两位奸相的人是她英明神武的父皇李隆基。李杨只是从犯，主犯是李隆基。
不过这些事情如今和李长安也没有关系，她就算是凑到李隆基面前劝谏他不要实行这些政策，李隆基也不会搭理她一下。
既然改变不了帝王的决定，那就只能利用这些事情为自己牟利。
李长安将诏令放到一侧，从另一侧拿出了大唐行政区划分图。
“山南东道，主要是汉水流域的江汉地区，治所在襄州……”李长安指尖在地图上停在了襄州和荆州之间，襄州和荆州挨着。
而且襄州就是从荆州分出来的州。
李长安想要山南东道，江汉地区水系发达，虽然不如河南道河北道地形那么平坦，也不像淮南江南地区那么适合产粮，可总体上来说，也属于主要产粮地。
而且山南东道北边紧挨着都畿道，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