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狠踢一脚，掉出来的就都归胥吏们所有了，
还有个主要来源就是火耗，各笔税赋都要加征火耗，这个火耗也没有个统一标准，想收多少就多少，就看衙门胥吏们想要多少钱，厉害的时候，可能火耗能达到正赋三四成，甚至可能翻倍，少的时候，也有两三成。
其它脚钱、束钱、仓钱等也是收的大头，
至于平时到衙门办事，收你纸笔费什么的就更别说了。
胥吏也是人，他们不可能用爱发电，免费帮朝廷干活，就算有些里正、书手是地方上大户、大族子弟，甚至是勋官身份，他们可能不缺钱，但把持衙中事务，其实能谋的私利也更大。
各地流官以下，其实都是用本地人，且基本上都是从地主、大户里挑的，毕竟胥吏首先得能读会写，差役也得有一定的威势，这就使的县衙，其实就是朝廷任免的县官们，跟这些地方豪强代表的胥吏，加上乡里的里正村长，一起统治着全县。
“现在试行新法，各种问题暴露出来，发现一项我们就得正视，并解决一项，今天就谈一下这胥吏的俸料，还有编外胥吏的工食钱，
从哪出，给多少，如何能够既保证他们收入，又不能害民。”
既要，又要，听着就难。
“大胆提意见，咱们现在是试点，胆子就要大点，不要怕做错，就怕什么都不做，”
刘仁轨提出公廨田、公廨钱这两项。
原来有公廨本钱放贷，武怀玉捉钱令史放贷出身，那时三原县衙就有九个捉钱令史，后来三原跟池阳合并，县中人口更多，级别也上升。
不过朝廷中央部司，早统一取消了捉钱令史，原来六七百正编捉钱令史，取消后，改成把原来公廨本钱交给常平仓去经营，又从天下选七千富户，让他们三年一更替，每年向朝廷缴一笔钱，称为胥士，朝廷每年直接财政给各衙拨一笔官员的公廨钱，用做办公经费和官吏食料杂项，这等于取消了衙门自己小金库。
但这七千胥士，只是取代原来京城部司的那七百在编捉钱令史，其它衙门自设的捉钱令史，朝廷不管，经费拨给也有限。
但各衙门也会有样学样，比如三原县，就把原来两个县每年十八个捉钱令史捉钱利息七百二十贯，也直接摊到县里富户头上，甚至后面，还给普通百姓也挨家挨户的摊了一笔，这钱收的反倒比以前放高利贷还多。
其实就是摊了人头钱。
“三原县摊的这笔钱毫无根据，十分乱来，应当取消。”刘仁轨直言。
赵仁本则说要是取消这笔摊派，那就会缺个大窟窿，又从哪堵？本身这次新税，就已经导致出了不少新窟窿填不上，胥吏们办事都不积极，甚至有胆大的已经开始受贿、敲诈百姓了。
武怀玉想了想。
“老赵，不破不立，我们干脆打破旧窠，重建新的一套规则。趁着现在有试点的难得机会，动作大胆点，
现在三原县衙官、吏、役多少，经制编内多少，经制编外的多少，临时的多少，够不够使用？”
“经制的都有定数，经制外的胥吏差役很多，加上百姓轮值的职役，倒是能够维持县中运转。”赵仁本答道。
“能够维持运转就行，你就按现在的这些官吏胥吏差役的数量，列一个单子给我，
我们呢给他们拟一个工食钱，加上些杂料补贴，还有衙门所需办公经费、食堂食料钱等，
看看到底需要多少钱粮，”
赵仁本疑惑，“武相是要把这些经制外的都列入，然后朝廷发放俸料？”
“那是不可能的，县里自己解决。”
武怀玉的解决办法是不管有没有编，只要现在是衙门里的人，就编表造册，然后定好工资、补贴等，算出一个总的开支来，按这个表来筹一笔钱。
“怎么筹，还是向大户或是百姓摊派？”
“摊到丁口上，还是不合理的，我们应当摊丁入亩，比如说县衙这些人的食料钱七百贯，不能摊到每个人丁上，而应当直接摊到田亩上，按亩摊。
那些工匠、商人，也适当要摊点，客户佃民就不要摊了。”
三原县五十多万亩地，假如说只摊那七百多贯公廨钱，那其实一亩也才摊到一钱半不到。
而如果是摊到万户上，每户则是五钱多，要是只摊丁，那每丁可能就是十几钱，如果只摊课丁，则可能还得翻两三番。
具体这笔胥役工钱、伙食钱到底多少，还需要认真计算，武怀玉的这个思路是把这笔钱纳入预算，由官府来征收，并管理发放，而不是官吏胥役们自己乱搞。
不能想怎么摊就怎么摊，想摊多少就摊多少，得立正式名目，有条例可依，受监督管理。
“这笔工食钱定多少？”
肯定不能定太高，只能定的偏低一些，但如此一来，胥役肯定也不满，他们手里有权，还是会贪会捞。
所以武怀玉提出另一个补充，那就是火耗归公，这笔火耗钱粮，也纳入管理之中，部份充做公廨开支，部份用来给官吏胥役做补贴。
“相公，胥吏奸滑贪婪，就算朝廷给他们发俸钱杂料甚至年节福利补贴，难道他们就不贪不捞了吗？”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