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乾，你有什么感想？”
回庄子路上，李世民问太子。
承乾一路沉默着，实在是对他冲击太大，他没想到就在长安城外三十里的樊川，老百姓的生活就如此艰辛了，
“父皇，天下百姓都如郑老汉一家吗？”
“差不多吧。”李世民道。
怀玉补充了一句，“无地百姓大都如此，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也不过是勉强生存，一日不作则一日无食，遇点灾荒，毫无抵抗，往往只能高利借贷，最后却又还不上，便只能曲妻卖女，甚至沦为奴隶······”
“父皇与太上皇起义师，不是已经推翻了暴隋昏君，如今一统海内，百姓不是应当过的很好吗？”
李世民无法回答。
怀玉道，“殿下，我皇唐代隋，推翻暴政，结束动荡，百姓比起从前，已经好太多了，而且圣人君临天下，推行的仁政不断，百姓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的。”
“可是，可是老师刚也说了，无地的百姓，再怎么变，也会跟郑老汉一家一样的。”
进了庄子，李世民和承乾也还都有些闷闷不乐。
“怀玉，你觉得朝廷该怎么做？”
武怀玉没有马上回答，这个问题太大，不好回答。
“臣以为一切根本还是土地和税制，”
均田制听起来很美好，但在北朝时战争频繁，人口损失严重，土地很多，有条件均田授地，甚至那时连耕牛和奴婢、妇人，也都能分到地，但如今大唐天下一统，均田制却不好实行了，甚至在隋朝时就有严重问题了。
“陛下，臣之前为度支使，派人清理户籍田亩，发现大唐地主官僚占总人口不过百之六七，但所占土地却占全部田地的百之六七十。
其中占总人口不过千之二三的大地主们，占田却达百之四五十。
均田制下，真正能够一丁百亩足额授地的，少之又少，多在人少地多的宽乡，关内中原腹心，尤其是城郭近郊，只有少部份占田三四十亩至五七十亩，已经属于中上户，是富农了。
多数只占田三五亩或二三十亩，主要是靠佃租为主，属于半自耕农，生活还所有保障。
天下还有四成的人口，其实无地，一部份在城市坊郭从事手工业等，绝大多数散居农村，以租佃土地为生。
这些无地者，身份也多不入籍，逃役脱籍浮寄于乡里，依附于世家豪强，也称之为逃户、隐户，又或地主豪强的部曲、佃户。
如郑老汉他们国初，是有机会回原籍老家，或是就地落籍，甚至还有机会均田分地的，但他们基本都拒绝了，
理由老郑也说的清楚，在关中分不到几亩地，能分的地多点就得迁去边地，老郑他们又畏惧边地苦寒，害怕蛮胡，而且迁移也不易，更重要的是入籍授田后就得服役纳税了，而税赋并不轻。
要是留在关中分的地不多，但税赋却都是一样多，不如给地主家做佃户。
所以说到底还是均田制现在问题严重，土地大多在贵族世家地主豪强们手中，他们占据六七成的土地，还有少部份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地不多。
另外就是朝廷也有许多职田、公廨田，什么勋田、皇庄等，也占据了很多田地，
这就导致均田制也就是开国初时分了几次地，后面就没地可分了。
所谓一丁百亩地，八十亩口分、二十亩永业，也就是个大饼。哪怕是最初运气好赶上了，分到地的那些人，死后这地其实也很难说真能如实缴还口分田，因为人死了也还有儿孙，这地实际上仍是继承了。
而且每次分地，是有部份为永业，死后也不上交的，那么一次次分下去，最终就没地可分了。
也有些最初分了地的百姓，因为负债等原因，最后违规把地卖了，被地主豪强所兼并，比如武怀玉刚来的时候，在白鹿塬上遇到的武成一家，他家原本就分到几十亩地，但后来都让他卖掉了。
均田制其实已经推行不下去了，有名无实。
而朝廷的基本税制却是与均田制挂钩的，一丁授田百亩，然后才有一丁租两石、绢两丈，绵三两，服役二十天。
有这百亩地，那税赋负担还可以，但没有这百亩地，或不足百亩地，实际税负自然就提高了。
要是彻底无地，还入籍为课丁，那这税赋可就压力巨大。
这些租调，起码得四亩地的桑麻粟麦产出才够，还要加二十天的免费劳役，如郑老汉这样靠租地为生，收成还要上交一半，那这租调的负担就得是佃地八亩的收益分成才够。
“均田制难以实行，租庸调制更不适应现状了。”
李世民看着怀玉，“你之前为计相时，曾跟朕提过两税法，用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你觉得现在有条件推行吗？”
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最大根本不同，在于现行租庸调制是以丁为基本单位征税，有丁就有税赋有役，但两税法不同了。
两税就是户税和地税，户税的征税标准不分主户客户、壮丁、中男这些，只按当地资产、土地，划分贫富等级来征户税。
然后地税，就是如现在的义仓粮，按田地等级、数量，按亩征收。
户税地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