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儿父亲一直注意着自己的儿子，刚听到外面那个老爷报的价，自己也是有那么一点心动。但见自己儿子那样，肯定又是在想媳妇的事。 和族叔对视一眼，当时要不是家里穷。自己和狗儿也不会，跑来和族叔一起来当兵。毕竟如今的年景不好，年年都在打仗。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死在哪个犄角旮旯的。 狗儿族叔也是知道自己老家穷。要不然狗儿也不会都二十五六了，连一门亲事都没有定下来。这一笔钱拿回去，不仅是说亲有望，说不定还能挑上一挑。也难怪他这么激动的。 不过看这位老爷出的价。估计，就是这附近的地价。自家老边，老家那边家家户户都十几口子人，哪里还有这么便宜的地？ 不过外面这侄子，也是我们那有名的聪明人。这钱还可以再抬抬。 狗儿大伯没有辜负期望，只听外面还没说道：“这位老爷，我们老家那边地价高，这我们回老家，我们每人也是买不上几亩地。再说了，这好宝贝怎么就一个只值两块大洋呢！” 意思很明显，希望王文武能出个更高的价。可王文武已经出过两次价了。 王文武问道：“你说说，你们要多少！” 狗儿大伯毫不客气的说道：“我们每人两百大洋！” 这比王文武先头报的价格可是翻了个跟头还不止。这个家也不是不能接受，只是不能答应的这么干脆。 王文武说道：“太多了！就现在城外，一亩地的价格可还不会超过两块钱。你自己说说，这是几百亩地了。” 狗儿大伯说道：“要是老家的地，要是也是这么便宜就好了。我们那边可是要十多块钱，才能买一亩。我们这还要四个人分。我们冒了这么大的危险，不能就忙活出几亩地吧！” 狗儿大伯面容黝黑，一副老实人的样子。可这开口喊的价，可一点老实人的样子都没有。 至于为什么土地那么便宜？因为在广大农村以及某些城市，土地的产出太少，而税费成本却太高，经营土地极不划算，所以买地的人不愿意出大价钱。 吴组缃在短篇小说《一千八百担》里举过一个典型例子：南京城里一个商人贷给乡下某油坊主两千块大洋，每年收些利息，后来油坊破产，油坊主自杀，商人去要债，油坊主的家人说：“要钱没有，我们用土地还账好不好？”商人说：“我们家也有一百多亩地，去年反倒贴了几十块大洋来完粮纳税，我要的是钱，要你的地干嘛？”旁边一个律师跟着帮腔：“这年头，地是个倒霉东西，是个瘟神，谁见了谁怕！”，这土地成了一个谁见了谁怕的东西，当然只能便宜卖了。 但也不是所有的土地都不值钱。各区域发展极不均衡，少数大城市畸形繁荣，其他地方基本破产，土地放在广大农村和死气沉沉的故都北平非常不值钱，放在上海、南京、广州、杭州等地方却是寸土寸金。 以上海为例，从民国建立到抗战爆发，公共租界的地价差不多一年涨一倍，最贵时一亩地能卖三百万块大洋。 还有广州，最繁华的惠爱路两边的商铺宅基，论井（折合十多个平方米）出售，每井高达四十万块大洋。跟其他地方几十块大洋甚至几块大洋一亩的地价比起来，广州、上海的地价贵了几万倍！ 为什么这几个大城市的地价会这么贵？因为它们商业繁荣、交通便利、教育发达、文化先进，又没有土匪横行，有钱人都往那里挤，土地当然紧张，地价当然暴涨。 但不管怎么样，中国农民都希望能有自己都土地，对于东西的估算，也是，这个东西能值几亩地！ 也不管狗儿大伯怎么说，这是想一口把自己吃成地主呀！ 不要觉得只有十几亩地就是不算地主了，因为中国传统的诸子析产均分制，周期性的分家，田赋税费负担过重。 除了各军政头头家里可能会有几千几万亩的土地，农村乡下，百亩上下的地主是遍地都是。人均也不过十几亩地。 王文武说道：“太贵了。虽然那些宝珠是好东西，可不值这个价。” 围墙后的狗儿忍不住了，自己冒着掉头风险弄来的东西。他东西也看了，但竟然说不值这个价。 把头伸出围墙说道：“怎么可能不值这个价？你要是出不起这个钱，就把路让开！有的是人出得起！” 狗儿父亲怕自己儿子被人拿枪把头打爆了，赶忙把儿子拖下来，对其说道：“你大伯还在外面呢。你着什么急？这里就没你说话的份，闭嘴！” 狗儿满脸不服气的坐在一旁，嘴里也不知道都囔着什么。 狗儿父亲也没管狗儿在哪都囔着什么，只是悄悄的把头看向外面。又希望自家哥哥能把价抬抬，毕竟是冒着这么大风险得来的。但又希望手里东西能赶快脱手，要不然就自己这些小兵蛋子，真的是被人抓住了，那是一个好都没有。 狗儿族叔倒是平静的很。也不是不想得这一笔横财，但不管多少，能落袋为安才是自己的。刚才对面把机枪一亮出来，把看热闹的都吓跑了。 说不定警察就在路上了。对面的想来也不希望警察出手，在北平城内、外可驻扎着不少的军队。这要是枪声响起来，也不知道对面平不平的了事。 狗儿大伯也知道，这事不能拖太久。到时警察来了，对面的自己不知道会怎样，可自己一定是连人带东西全都没了。 刚进城的时候自己这一行人也不是没到当铺去看过，隔着老远族叔就发现不知道多少眼睛都盯着当铺。说不定东西刚一递上去，后脚人就被抓了。 既然眼前这位也是有诚心，钱还是落袋为安的好。可先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