钧窑的大，也是十分出名的。 “（兰花）盆盎须觅龙泉、均州、内府、供春绝大者，忌用花缸、牛腿诸俗制。” “古铜汉方瓶，龙泉、均州瓶有极大高二三尺者，以插古梅最相称。” 钧瓷器物硕大，也是难以取代的特点。 史学家谈迁曾记录一则趣事：一年春天，有个江阴人带着一个高达数尺的钧瓷瓶求售，索价十金（一金为一两银子），遭到取笑。 孰料此际大内牡丹盛开，嘉靖皇帝急于找个合适的花瓶，宦官便找来这个瓶子，嘉靖皇帝十分满意。 江阴人抓住机遇，把价格提升到二百金。 皇帝指示宦官，先还价一百金，如果对方不肯，再加五十。成交了。 钧瓷影响力的扩张，与明代钧州繁荣的制瓷业密切相关。 早在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程本立诗云：“春风汴桥柳，臈酒钧州瓮。” 这个时期钧州陶瓷，已成中州风物象征。 《明会典》记载，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又奏准于河南钧、磁二州各委官烧磁炮五千个”。 “钧州每年造瓶、坛、缸共一万七千二百八十三件。” 钧州与磁州、曲阳作为制瓷业重地，负担着朝廷日常用瓷和军事用瓷的生产任务。 由于数量太大，历年有所拖欠，朝廷不得不加以蠲免。 嘉靖年间，南河巡抚谢存儒，请求将钧州陶瓷征用数目折价为税银，钧州人感激不已，立碑颂念。 现行高中历史课本称：“宋朝有五大名窑，即定窑、汝窑、哥窑、官窑和钧窑……钧窑在河南禹州，产品有的青中带红，华而不俗，称为‘钧红’；有的以天青或月白与紫红色交相掩映，别致美观，称为‘钧紫’。” 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皇帝称郊坛太庙及内廷陈设的礼器“式范鄙陋，殊乖古制”。 要求选取《宣和博古图录》等古籍及内库所藏柴、汝、官、哥、均（钧）、定各窑器皿款式，予以仿制。 钧窑器物虽未能入选，但得以与柴、汝、官、哥、定诸名窑相提并论。 清康熙年间，高士奇在《酬苍林宋均窑瓶歌》中，将一件僧寺中发现的钧瓷瓶定为宋代御藏。 “异哉均州旧时造，几经兵燹犹完形。苍公为言出内府，乱离遗弃等尘土”。 乾隆皇帝偏爱钧瓷，认为是宋窑一种。 内府所藏钧瓷上，他多次刻诗留念。 “均窑都出修内司，至今盘多碗艰致。” “赵宋均窑制砚台，面平去釉有池隈。” “越器曾稀见，宋窑今始题。” 所以，清宫收藏，被视为“北宋官钧”的典型。 到了清末，宋钧地位已不可撼动。 收藏家陈浏说：“古窑之存于今世者，在宋曰均，曰汝，曰定，曰官，曰哥，曰龙泉……” 钧瓷居宋代名瓷之首，大件备受推崇，小件也成秘玩。 “均洗高约二寸许，宽不过三寸，长不及五寸。马脚船唇，便于行匣。寂娱清秘，亦殊可贵。”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为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寿诞，南河南阳镇总兵崔廷桂在神垕定制钧瓷九鼎，禹州知州黄璟亲到现场督办。 在神垕，他看到这样的情景：人们于雨后的古窑遗址搜寻钧瓷残片，“得片瓦争相矜重”。 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禹州城内钧台、八卦洞一带古窑遗址进行了发掘，认定这里是“官钧”产地，烧造于宋徽宗年间。 以北宋末叶作为钧瓷繁盛期，衍化出了“钧瓷始于唐，盛于宋”的论述。 业界更是推出了这样的宣传语：“钧瓷是御用珍品，封为‘神钧宝瓷’，每年钦定生产三十六件，其余全部砸碎深埋，禁止民间收藏。” 只是，“宋官钧”的说法，一直面对着质疑。 钧台窑的发掘，在方法、逻辑上有种种不足； 浩如烟海的宋代文献中，找不到有关钧瓷的只言片语； 甚至“钧窑”这个名称，也显然不可能产生于北宋年间。 那个时候，钧州尚未出现，阳翟的别称是“韩城”，直到金代诗文中，方以钧台指代钧州。 换言之，如果钧窑早在宋代就名扬天下，金、元、明三代的学者，何以置若罔闻？ 我国古陶瓷历史一直迷雾重重，钧窑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