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系统的铜器铸造技术都非常高超，有着十分精美的纹样，尤其是铭文。
商系统的青铜器主要有两种铭文，一是用来表示族属的族徽文字，二是用天干来表示的日名。
这一片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中，共有十多种族徽文字。
其中“户”出现最多，共有三件，故发掘者认为墓主即为户氏。
当然，此说也不确定。
这两座墓葬中出土的族徽文字种类过多，张懋镕先生曾提出周人不用日名、族徽，故以其确定墓主身份似有不妥。
周系统的铜器铸造比较粗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簋。
西周的簋器底很薄，纹样模糊，与商代铜器完全不同，具有很高的辨识度。
此外，3号墓中还出土了銮铃、当卢等车马器。
而这些都是在西周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当属周系统铜器。
此外，这两个墓葬中均随葬有一个高领袋足鬲，这是典型的姜炎文化因素。
关于这片墓地的年代和族属问题，其年代为西周初年，墓主应为当时的姜戎首领。
在此基础上，还有两个关键问题。
在商周考古的报告中常有商周之际、商末周初、商代晚期、西周早期等年代表述，是由于商周交替的界限难以判别导致的。
就文献记载来说，商周交替的标志，是武王灭商这一历史事件。
但这个分界点，通过考古学是很难确定的。
因为王朝更替是一个瞬时的历史事件，而考古学文化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发生明显变化。
这片墓地的年代，就处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
因此仅靠墓葬出土的考古材料，是无法确定其具体年代的。
考古学的年代问题，分为器物的年代、遗迹单位的年代，以及考古学文化的年代三个方面。
所以，千万不能简单地从器物的年代，来判断遗址单位乃至整个考古学文化的年代。
要解决这片墓地的年代问题，必须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两条线索。
这一点要先从陶器入手，先前看到那件陶埙的时候，陈文哲就知道，这一片古墓之中，肯定出土过大批陶器。
也不知道是摊主的先人们不重视陶器，或者是百年下来都处理了，反正他是没有在照片之中看到多少。
当然，一些好的东西，就算是陶器，也会被重视，所以影集之中或多或少的有几件陶器。
这一点跟唐宋之后的情况不同，唐宋之前的瓷器都不太行，陶器又太容易坏，不容易保存。
所以，唐宋之前的陶瓷作品，留存到现在的比较少。
当然，这是相比后世瓷器来说的。
所以，影集之中一些特殊的器型，还是有的。
比如之前的陶埙，还有一些陶制的鬲、鼎、簋等等。
除此之外最多的反而是制作青铜器使用的陶范，这些东西堆积在一起，也被发掘了出来。
陈文哲翻出一件出土的高领袋足鬲，就是袋足鬲谱系中最晚出现的一类。
其在关中地区有着大量分布，从宝鸡到长安一带，存在若干墓例。
如凤翔南指挥西村42、岐山贺家1、长安丰西毛纺厂1等。
这些墓葬均带有壁龛和周系统的乳钉纹簋，年代集中在商代后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