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中，朱铭没打算再做实验。 他发现如果降低沙土配比，加入木炭粉和锯末，能让蜂窝煤更易燃。如果锯末轻微碳化，蜂窝煤就更好烧了。 但考虑到成本，通通放弃。 直接来简单粗暴的更好，煤加泥土一样能烧。还要什么木炭粉？还要什么锯末？ 煤80%，泥20%，这是最佳比例，烧得久也容易点燃。 泥土没有别的选择，开封附近多为黄壤土。而且，并非适合做蜂窝煤的黏性黄壤土，是那种黏性稍弱的沙质黄壤土。只能说，可以用。 “相公，家里有客人等你，正在听陈先生讲学。”白胜接过缰绳，牵着马儿进去。 朱铭问道：“士子？” 白胜说道：“姓车，自称是炭行行首。我把家里的炭炉和炭球，全都搬屋里藏起来了，没让他看见。” “做得好。”朱铭夸赞道。 白崇彦和闵子顺，依旧在看书备考，关试已确定在下月初二举行。 朱铭得罪了蔡京，蔡党又掌控吏部。 即便他们考试合格，估计也会遭受打压，扔去穷乡僻壤几年别想挪窝。 朱铭必然连累朋友，也不知该如何安慰。 却见陈渊坐在廊下，给一个商人讲道：“石炭司与官办场，违背了方矩之论。你们炭行难以画方，只得寻求罢市，这是对的，无可厚非。” 商人高兴道：“在学问上，俺们也占理？” 陈渊点头：“自然占理。天道无非人道，仁者爱人，商贾也是人，朝廷当以仁政待之。” 商人问道：“可那些相公们，却说商贾是奸猾之徒，朝廷也说咱是工商杂类。” 陈渊反问：“商贾之中，多奸猾之辈，难道不是真的吗？” 商人对此无法辩驳，因为这属于事实，只能比烂道：“商贾多奸猾，难道读书人就不奸猾？朝堂上那些相公，有几个不奸猾的？” 陈渊说道：“若想不被鄙夷，商贾应当生财有道。须谨记，是生才有道，非生财有术。道与术，道为先，术在后。君乃炭行行首，若无官府盘剥，尔等就不会囤积居奇、哄抬市价吗？” 商人说道：“自然不会，炭行也是有规矩的。” 陈渊微笑：“既如此虚伪，阁下也不必听我废话了。告辞。” “先生莫走，”商人连忙拦住，“俺喜欢听先生讲大道理。” 陈渊说道：“商贾的坏名声，并非读书人强加的，而是千百年来，你们自己给自己戴的帽子。汝可知，南方有儒商？” 商人摇头：“不知。”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读书人的泛滥，从北宋中期开始，就有越来越多的落榜士子经商。 其中一部分，将儒道与商道结合，自称为“儒商”。他们奉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将儒家“义利之辨”融入商业活动，不管私底下如何，至少表面上无可指摘。 而王安石的新学，对“儒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陈渊说道：“儒家有义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论语》里的句子，阁下想必早就读过。但君子可以言利吗？可也。君子当以义理财……” 以义理财，是王安石的观点。 最近一段时间，为了能在京城讲学，陈渊重新翻开王安石的文章。 以前他读王安石，带着批判的眼光，纯以洛学门人的角度出发。 如今再读王安石，则以吸收为目的，摘取新学的可用内容，把“道用学”包装成新学拿去推广。 读书角度不同，观感就大不一样。 陈渊发现，王安石的义利之辨，大部分可以给道用论做注脚。 要谈义利，先谈人性。 王安石推翻了孟子、荀子等人的观点，直追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他认为天性无所谓善恶，既不善，也不恶，纯靠后天学习。 继而，又说义与利并不对立，而是可以统一的。 公利便是大义，为国理财谈的是利，其结果却是义。还说“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 又说杨朱只知利己是不义，墨子只知利人是不仁，利人利己相结合才是仁义。 陈渊最近还在继续写文章，“义利篇”就快写完了，大量引用王安石的观点。 但有一样，陈渊不支持王安石。 他认为“义在利之先”，而王安石认为“利在义之先”。 王安石太过激进，说人有常性、长寿、常产，